名股实债中让与担保的效力识别与合规构造——基于四则生效裁判的实务观察
内容摘要:名股实债并非规范术语,而是对以股权外观承载债权融资这一类交易的概括。让与担保因“权利移转+担保目的”的双层结构最贴近其经济实质,也最容易在纠纷中被股权外观反噬。本文提炼主债权是否真实、有无回购安排、股东权利行使状态、对价与估值是否匹配、文件能否闭环五项识别坐标,梳理从流质禁止到清算型担保的规范演进,并以四则生效裁判为样本,考察法院在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之间的取舍,最后提出结构、文本、公示、程序、履约、处置六个层面的合规建议。
关键词:名股实债 让与担保 股权让与担保 清算义务 优先受偿
一、问题的提出
资金方以增资或者受让老股的方式进入目标公司,同时用固定收益、期限安排、回购承诺锁定退出,这类交易被称作“名股实债”。它不是法律概念,现行法上没有对应的权利义务模板。一旦涉诉,绕不开的首先是“这笔钱是股还是债”。这个前置问题牵动请求权基础、责任财产范围、能否优先受偿以及破产中的清偿顺位。
让与担保被引入这一场景,用意相当直接:既然症结在于外观与实质的错位,不如索性承认外观,再用担保法理固定实质——股权过户视为担保物交付,到期回购视为债务清偿,不能回购则清算变价。资金方由此取得可对抗第三人的公示外观,理论上又不必承担股东义务,结构堪称精巧。
然而精巧不等于确定。同样是“受让股权+固定收益+回购”,有的法院认定为股权让与担保并支持优先受偿,有的则认定为真实转让、驳回债权主张;有的案件赢了合同效力,却输在物权效力。本文依次回答:如何识别,效力边界何在,怎样设计才不至于“名实两失”。
二、概念界定:名股实债中的让与担保
(一)名股实债的三段式构造
此类交易通常由三个动作叠加:进入,资金以股权投资名义注入,形态上是增资或者受让老股,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回报,收益不与经营业绩挂钩,按约定利率或者固定金额计算,带有明显的资金占用对价特征;退出,由原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案外第三方在特定期限、特定条件下回购,或者由目标公司差额补足。三者合起来,形成“外观为股、内里为债”的双层结构。监管重实质,将其归入债权类资产;裁判则须在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之间平衡,于是“内外有别”成为常用框架。
(二)让与担保的三层结构
让与担保,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务履行,将担保物权利移转于债权人,债务清偿后返还、未获清偿则就担保物受偿的非典型担保。它包含三层:主债权债务关系、权利移转的处分行为、附条件的返还或者清算安排。三层缺一不可——没有主债权,移转便成无因的财产让与;没有权利移转,只成立质押或者抵押;没有返还与清算,则沦为流质。
(三)本文讨论的对象
据此可以界定为:以目标公司股权为标的,由债务人或其关联方将股权变更登记至资金方名下,用以担保融资本息清偿,并约定清偿后恢复原状、未获清偿则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清算受偿的安排。它与股权质押的区别在权利是否移转,与附回购股权投资的区别在回购是退出机制还是担保实现方式,与以股抵债的区别在后者是清偿而非担保。三者外观相似,后果相去甚远。
三、识别坐标:从外观回到实质
裁判者在区分真实转让与股权让与担保时,通常不作单一标准的判断,而是围绕五项要素形成印证关系。
(一)主债权是否真实存在
这是逻辑起点。资金方支付的对价若记载为借款本金、信托资金或者基金投资款,并按期收取固定收益,主债权即有基础;若被表述为股权转让款、收益来自经营分红,则更接近真实转让。主债权不必表现为独立的借款合同,可由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还款计划共同证明。
(二)有无回购或者恢复原状的安排
让与担保的本质是暂时性的权利移转,几乎必然伴随回购条款、解除条件或者期限届满恢复原状的约定;缺少任何返还安排的“股权转让”,通常只能理解为买卖。回购主体亦影响定性:由原股东或者第三方回购,更接近担保;由目标公司回购,则可能触及资本维持原则。
(三)股东权利的实际行使状态
这是最具区分度的要素。真实受让者会委派董事、参与表决、分配利润、承担经营风险;担保权人通常只保留知情权与监督权,表决权多委托给出让方。另一种折中情形,是资金方依约委派董事但仅有否决权而无提案权,此时须结合章程与会议记录判断。
(四)对价与股权价值是否匹配
让与担保的“转让价款”往往等于融资本金,与标的股权估值并不对应;真实转让通常经过审计评估,价款围绕净资产或者估值确定。若价格明显低于股权价值,且差额与借款金额高度吻合,这一巧合本身即是线索。
(五)交易文件能否形成闭环
主债权合同、股权转让合同、回购协议、担保合同、股东会决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是判断真意的关键。孤立的转让协议极易被认定为真实转让;一组文件在时间、金额、主体上彼此咬合,形成“融资—担保—退出”的链条时,法院更愿意承认担保定性。
五项要素并非并列的计分项,而是同一事实的不同侧面。法院不要求全部具备,但当“固定收益+回购+不参与经营+价格与估值背离”同时出现,认定让与担保的概率显著上升;反之,登记、治理、收益三者皆呈股权特征,则很难再主张债权。
四、规范演进:从流质禁止到清算型担保
(一)从物权法到会议纪要
《物权法》曾禁止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约定债务人不清偿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径归债权人。这一精神被扩张适用于一切权利移转型担保,使让与担保长期效力存疑,同类交易的裁判尺度并不统一。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以买卖合同作为借贷担保的,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按借贷关系审理,判决生效后可申请拍卖标的物清偿;这把“清算”从理论推向程序,却未回答优先受偿问题。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1条首次系统表述规则:让与担保合同原则上有效;约定不履行到期债务则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该约定无效,但不影响担保意思的效力;已完成公示的,可参照担保物权规则优先受偿。由此形成“合同有效—流质条款无效—清算受偿”的三段式结构。
(二)民法典及其配套解释的完成
《民法典》第388条把“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纳入担保合同范畴,为非典型担保提供了体系入口。2021年施行的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68条进一步细化:以财产形式移转至债权人名下担保债务履行的约定有效,已完成公示的可参照担保物权规则优先受偿;约定直接归债权人所有的,该约定无效但不影响担保意思,债权人仍可请求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优先受偿;以“本金加溢价回购”为构造的,参照上述规则处理。第69条则明确,股东以将股权转移至债权人名下的方式提供担保,公司或者公司债权人以出资不实、抽逃出资为由要求名义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不予支持。
第69条意义重大:它把“名股”从责任层面剥离,使资金方不至于因登记为股东而背上出资义务;同时划定边界——免除的只是出资责任,不等于取得股东权利,更不等于可以对抗外部基于登记的信赖。与第68条合观,恰好勾勒出资金方的真实处境:有担保之名,无股东之实,亦无股东之累。
五、案例考察:四则裁判的分歧与共识
(一)外观主义的胜利:新华信托与港城置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2011年6月,新华信托与湖州港城置业及其两名自然人股东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以“股权投资”形式投入不超过2.5亿元信托资金,其中1.44亿元受让两名股东合计80%的股权,8078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期限分三档,港城置业负有偿还资金并支付收益、报酬的义务。各方另设土地使用权抵押、剩余股权质押及自然人连带保证。股权随即完成变更登记,新华信托委派两名董事,对重大事项享有否决权。
2015年8月,港城置业进入破产清算。管理人认为股权转让对价不得请求返还、资本公积金不得退返,拒绝确认债权,新华信托遂提起破产债权确认之诉,主张交易实为名股实债,受让股权仅系让与担保。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6)浙0502民初1671号民事判决驳回其请求,理由可归纳为三层:本案系破产程序中衍生的诉讼,关涉全体债权人利益,应贯彻外观主义;名实股东须区分内外关系,内部争议可依约定探求真意,外部关系须以登记公示为信赖基础;新华信托既已登记为股东、委派董事并享有否决权,其以股东身份投入的资金不得再以债权名义请求返还,抵押权的从属性亦失所附丽。
该案常被引作“名股实债失败”的标本。其真正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当交易同时具备登记、治理与收益三重股权外观,且争议发生在需要保护第三人信赖的场景,法院可能不再穿越外观追问实质。资金方本想“两头兼顾”,最终“两头落空”。
(二)担保本质的回归:福建稀土与修水巨通合同纠纷案
修水巨通持有江西巨通48%股权。为使其获得中铁信托8亿元贷款,福建稀土以拟受让的股权向信托公司出质并提供连带保证;作为对价与反担保,修水巨通将48%股权转让给福建稀土并办理变更登记,约定贷款清偿后恢复原状,且以评估方式确定价款、按代偿金额多退少补。诉中,福建稀土主张系真实转让,修水巨通主张系担保。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19号判决认为:从转让目的、交易结构、股东权利安排及实际履行看,该协议并非单纯转让,而是以移转股权的方式实现担保债权,性质应认定为股权让与担保;因约定清算而非直接归属,不违反流质禁止,合同有效;债务人未依约清偿时,债权人不得径行取得股权,应按约定方式清算确定。
该案确立两条规则:识别上采“目的—结构—权利—履行”的综合判断,不拘泥于合同名称;效果上强调清算义务,担保权人取得的是变价受偿权而非标的股权本身。二者后来被司法解释吸收,成为通说。
(三)物权效力的确认:闽成投资与西林钢铁案
闽成公司通过第三人刘志平向西林钢铁出借款项,西钢公司将其持有的翠宏山矿业64%股权变更登记至刘志平名下作为担保。西钢进入重整后,闽成公司请求确认让与担保有效并对该股权优先受偿。一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担保意思可以成立,但物权法定,让与担保不产生物权效力,驳回优先受偿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33号判决改判,思路是“举轻以明重”:股权质押经登记后质权人可优先受偿;股权让与担保已完成变更登记,担保权人形式上即为股东,地位强于质权人,更应受保护,原则上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重整中确认其优先受偿,不构成个别清偿。判决同时指出,担保权人此后又同意以该股权为他人债权设定质押并登记的,该质权人顺位优先。
该案刊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0年第1期,解决了让与担保最受质疑的物权效力问题,使股权让与担保从“合同有效”走向“权利可实现”,并把公示确立为物权效力的核心标准。
(四)清算边界的早期探索:嘉美公司与杨伟鹏案
2007年6月,嘉美公司与杨伟鹏就53间商品房签订买卖合同并办理备案登记,杨支付340万元,后诉请交付房屋并办理过户。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35号再审判决认为,结合款项支付方式、发票缺失、价格与市场行情背离等情节,双方真实意思为借贷,买卖合同及备案登记构成非典型担保;债权人不能据此直接取得房屋所有权,否则违反流质禁止,只能通过拍卖、变卖标的物清偿。该案设于民法典之前,表述尚不完整,却已勾勒出“担保意思有效、直接归属无效、清算受偿可行”的基本框架。
(五)比较与归纳
四案两种命运。差异并非源于裁判者偏好,而可归因于五个变量:争议处于内部还是外部关系;是否完成权利变动的公示;有无清算条款;股东权利的实际状态;回购义务人的选择。前两项决定能否对抗第三人,后三项决定能否被认定为担保。效力问题与实现问题是两条赛道,赢了前者未必赢后者。
六、实务中的高频争点
(一)定性之争的举证困境
主张名股实债的一方,往往只有回购协议与固定收益约定,缺少关于主债权的直接证据。资金往来备注为“投资款”、财务上计入实收资本、按分红名义支付收益,都会削弱债权主张。举证重心应放在磋商过程、定价逻辑与还本付息的连续性上。
(二)破产程序中的身份错位
破产强调债权平等与信赖保护,管理人和法院倾向依登记确定身份。一旦被认定为股东,资金方不仅丧失债权人资格,其抵押、质押也可能因主债权不成立而落空。这是名股实债最致命的风险点,也是新华信托案留下的最深教训。
(三)名义股东的出资责任
担保制度司法解释明确名义股东不因出资不实、抽逃出资承担连带责任,但该免责仅限出资责任,不及于股东权利,也不能对抗外部基于登记的信赖。若资金在验资后即被转出,仍可能引发抽逃出资争议。
(四)优先受偿的顺位冲突
优先效力以公示为前提。未办理变更登记的,通常只能按普通债权处理;已登记但此后又设定质押的,质押权人顺位优先;重整与清算中,还须与职工债权、税款、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排序。顺位问题往往比效力问题更影响回收率。
(五)程序瑕疵与回购履行障碍
目标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担保须经股东会决议,国有股权转让须评估、进场交易与备案,跨境交易涉及外资准入与外汇登记。任一环节缺失,都可能被用于否定效力。此外,约定由目标公司回购实质是公司取得自身股份,须履行减资程序,否则可能因违反资本维持原则而无法履行,宜将回购义务配置给原股东或者第三方。
七、合规操作建议
(一)结构层:让担保目的清晰可辨
不宜只签一份股权转让合同。建议采用“主债权合同+股权转让(让与担保)合同+回购合同+担保合同”的组合,并在鉴于条款中写明融资背景、担保意图与退出安排。名实相符的文本,是日后穿越外观的第一份证据。
(二)文本层:七类条款不可缺
一是主债权条款,明确本金、利率、期限与计息方式;二是担保范围条款,覆盖本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费用;三是回购条款,明确触发条件、价格公式与支付期限;四是清算条款,约定评估机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启动程序及价款多退少补;五是权利限制条款,约定表决权委托、分红归属与不得擅自处分;六是陈述保证条款,要求出让人与目标公司确认知悉担保性质;七是违约与实现条款,明确加速到期与实现担保物权的路径。
(三)公示层:双轨登记
股权变更登记赋予对抗效力,股权质押登记提供最低保障。能够过户的,应同步办理质押登记,形成“过户+出质”的双重公示;因客观障碍无法过户的,至少完成质押登记,并辅以股东名册记载、章程特别约定与股东会决议。登记的时点、主体与范围须与合同严格对应,避免“合同约定担保、登记显示买卖”的错位。
(四)程序层:把内部同意做实
受让股权前,应取得股东会决议、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文件,并要求公司及其他股东出具知悉担保性质的确认函。涉及国有资产的履行评估备案与进场交易,涉及外资的完成准入与外汇登记。程序既是效力要件,也是证明“公司知情”的关键证据。
(五)履约层:让资金性质留痕
款项按合同路径支付,备注写明融资款或者借款;每期收益以利息名义支付并开具票据;财务核算计入负债而非权益;会议纪要避免出现“增资”“分红”等表述。履约中的每个细节都会在诉讼中成为定性的注脚,其证明力往往超过合同文本本身。
(六)处置层:清算而非直接过户
债务到期未获清偿时,不宜直接签署“股权归债权人所有”的协议。正确路径是共同选定评估机构作价,或者申请拍卖、变卖,就价款优先受偿,多余部分返还债务人。采用以股抵债的,须经评估、决议并办理变更登记,并注意破产撤销权的临界期间。
结语 / SHUREN
名股实债的生命力,来自融资需求与监管约束之间的缝隙;它的风险,也恰来自这条缝隙。让与担保提供的是一套“承认外观、还原实质”的技术方案,能否奏效,取决于交易在文本、登记、治理与履约四个维度上是否自洽。裁判已给出相对清晰的边界:担保意思可以尊重,清算义务不能免除,公示外观不容忽视,第三人信赖值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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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喇海翔/
青海·树人 常法中心主管律师
社会职务:青海省企业合规第三方专家库成员 西宁市律师协会商事委员会委员 西宁市仲裁委仲裁员 西宁市城西区政协委员
个人履历:喇海翔律师自执业以来致力于高端公司纠纷研究及股权纠纷解决,并专注于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的刑事辩护。曾为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富康发展控股有限公司、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公司等数家上市公司以及省内多家国企及事业单位提供诉讼服务,在项目调查、谈判争议解决等方面提供了法律支持。同时还为多名职务犯罪、经济犯罪嫌疑人作无罪辩护,取得无罪、不起诉或撤销案件的辩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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